《眼泪》（Les larmes）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1948-）于2016年出版的作品。次年，《眼泪》荣膺安德烈·纪德文学奖（Prix André Gide）。该奖项的宗旨是奖励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和语言密切相关的法语作品，而《眼泪》的取材正和法语语言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公元842年《斯特拉斯堡誓言》（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的签署正式宣告法语成为法兰西的官方用语之一。不过，基尼亚尔并没有将这部作品写成一部恢弘的史诗，却更像是中世纪时期的传奇或武功歌。和作者以往的历史书写一样，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迎合了某种主流价值观的英雄人物，而是那些“被世界记忆遗忘之人”。他总是试图在主流历史的边角料里挖掘出被隐藏的另一面：“我挖掘出自认为美好的事物。每年都有那么一次，我会强制自己去拯救一位被遗忘的路人甲。”不过，重塑历史并非基尼亚尔的文学动机之所在，它仅仅是一种方式或途径，供作者书写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话题：生命。虽然《眼泪》以历史事件为素材，但在叙述方式上消解了一目了然的主要情节，将所有人物的经历打碎。这些小块碎到几乎无法单独成篇，它们互相拼接，凑成了一整块马赛克，令作品显得纷繁而模糊，迫使读者也实施一次破碎：把这块马赛克沿着拼接的缝隙切割开来，再分门别类地重组，抽丝剥茧一般去看清事情的原委、尝试接近故事的中心。这种行文风格可上溯到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辩论家皮埃尔·尼古拉（Pierre Nicole），他开创了一种名为“小论”（petits traités）的体裁。基尼亚尔曾以这种体裁创作了同名八卷之作,“致力于一种已经弃之不用的形式，因为他回到了那个文学囊括了所有学科的时代，那个文学与科学等同的时代”。此种体裁形似蒙田随笔，但较之更为细碎、杂糅、粗粝。之后，在1997年，基尼亚尔病危，闯过生死劫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想“让思想、虚构、生活和知识融合在一起，就像是在一个身体里”。于是，在小论的基础上，系列作品《最后的王国》（Le Dernier Royaume）诞生了。作者说《小论》“是一个博学的巴洛克组曲，……而《最后的王国》恰恰相反，是一个我掌控不了的整体”。《王国》是文字与思想的乐园，他写得天马行空、旁征博引，着实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其中。而《眼泪》则延续了这种创作风格。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字中，各类生命悉数登场，呈现了生命的多个维度。
在《音乐课》（La leçon de musique, 1987）里，基尼亚尔改写了“伯牙学艺，成连入海”的中国典故，他虚构了一位名叫冯迎的乐器修理商。冯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带着前世记忆经历无数轮回：他曾经是一头狮子、一位寡妇的耳郭、曙光中一朵玫瑰色的云、一块葡萄面包、一条鳊鱼、孩子湿漉漉的手指中一颗有点毛茸茸的小覆盆子，而且他知道自己将会在后世中体验怎样的生命。个体生命的延续与变形，《眼泪》自此话题而始，也以此话题而终，与此“始终”皆有关联的是一位游走于世界边缘的人物。
他叫哈尼（Hartnid），其孪生哥哥名叫尼哈（Nithard），正是后者书写了《斯特拉斯堡誓言》。尼哈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关于哈尼的史料，最为可信的似乎就是尼哈的记载。但除了承认哈尼的存在，尼哈并未说明哈尼是否具有某种头衔，所以，哈尼的生平究竟如何，众说纷纭。兄弟俩是秃头查理（Charles le Chauve）的表哥，却是私生的王子。他们的母亲是查理曼（Charlemagne）的女儿贝尔特（Berthe）公主，父亲是后来成为圣-里基耶修道院（monastère de Saint-Riquier）院长的安吉尔伯特（Angilbert）。既是私生子，当然是因为查理曼做了件棒打鸳鸯的事。在基尼亚尔的虚构中，哈尼和哥哥一道跟随父亲在修道院生活，接受同样的精英教育，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无论如何，他也是半个王子，但没有做出任何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甚至连一件令人啧啧称赞的事情都没做。可他也绝非纨绔子弟，更没有做出有辱斯文、丢人现眼的事。难道他什么也没干吗？从世俗眼光来看，他的确什么也没干，但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却更像是这个世界的幽灵。他的一生都在做一件完成不了的事情：寻找一张面孔。“那是一张女人的脸，不是特别美丽，却看起来温柔至极。”他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张脸，只是在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地与她相见，她“吸引着他的脚步和欲望，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纠缠着他”。他对这张面孔的感情像是爱情，又不完全是爱情。回光返照时，哈尼说有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女人在质问自己、让自己感到羞愧，说她是自己爱上的第一个女人，在咽气前终于看到了这张面孔。“我来自一个女人的身体，我重又面对着死亡。我的灵魂在夜里于何处消失？它去了哪一个世界？有一张我从未见过的面孔，它困扰着我。为何我又见到了它，这张自己并不认识的面孔？”这是《眼泪》开篇就出现的一段歌词，作词者是个年轻人。虽然从时间线上看，这个年轻人并非哈尼本人，但是可以看作哈尼的前世，因为两人都在寻找一张虽未谋面却令自己心生神往的女性面孔，而且两人的故事里都有一只神秘的蓝黑松鸦。哈尼与松鸦在该作品中首次同时出现时，前者正泡在浴桶里。一位女子问站在浴桶边缘铜环上的是只什么鸟，哈尼说“是我的松鸦”，并且，哈尼去往哪里都有这只松鸦陪伴左右。但这并不是松鸦的首次亮相。在简短讲完歌唱面孔的年轻人只身踏马而去后，基尼亚尔随即展开了另一则小故事，开头一句为：“后来，过了几百年，有一天，夜幕降临，他独自行走，用笼头牵着身后的马儿来到索姆河岸。”同样是一位男子与马同行。虽然作者没有明确交代这位男子的任何身份信息，但我们不妨结合他在《坠马者》（Les désarçonnés, 2012）中对马儿与时间之关系的书写，对其身份进行大胆的猜测。基尼亚尔引用了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作《奥义书》中的部分内容，并说“马是时间的形象”。《奥义书》中说马是“这个发出光热者（太阳）”，将马与太阳结合在一起。而在作者自身所处的西方文化中，太阳神每日正是驾着马车从天上飞过，以掌控日出日落、掌控时间。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自诩为庄子门徒的基尼亚尔则说时间“就像庄子之马在空间里的那场捉不住的奔跑”。于是，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马便有了飞驰于时间的形象。所以，骑马的年轻作词者越过几百年来到索姆河岸，在这部传奇色彩浓厚的作品中是可以成立的情节。年轻人在岸边发现一只正在晒干羽毛的松鸦，同样发现了这只鸟儿的还有摆渡人哈古斯（Hagus）。松鸦突然飞起，“栖息在河岸摆渡人的船篙顶端。哈古斯顿时在自己的肩上感到，他该离开这个世界了”。很快，哈古斯变得阴郁、远离人群，行尸走肉一般。在后文中，作者安排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chid）杀死哈古斯的情节，此时的时间是778年。而哈尼出生于800年左右。所以，松鸦将厄运带给哈古斯的时候，一旁的男子并非哈尼本人。或许，哈尼正是年轻人的后世轮回，而且他也同样迷恋马儿。从寻找面孔、松鸦陪伴的设定来看，哈尼是整部作品中最靠近生死之界的凡胎肉体：面孔里隐藏着生的源头，松鸦会带来死亡，而前者在文明生命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在《眼泪》的结尾，叙述者“我”认出了哈尼，此时的他是一只猫头鹰，正在享用一条鼻涕虫。更奇妙的是，“我”竟然和变成了猫头鹰的哈尼“在夜里交谈了好一阵子”。除了哈尼，《眼泪》中还有一个角色也经历了生命的多次延续和变形：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猫的主人名叫弗拉特·卢修斯（Frater
Lucius），他是圣-里基耶修道院里的修士，也是尼哈和哈尼的老师。卢修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只黑猫，与之朝夕相处。后来，黑猫死于非命。卢修斯上了年纪后，一名小男孩来当初学修士，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而且会细心擦亮高大的耶稣受难像，一日却突然离世。卢修斯前去耶稣受难石像那里祷告时，看到一只黑色的乌鸦正在清理石头，说它和那个孩子一样。可在乌鸦的提醒下，卢修斯却发现，乌鸦竟是自己心爱的黑猫，因为它们的鼻嘴处有同样的泛白斑迹。无论是哈尼还是黑猫，他们虽然在轮回中变了形，但是都保留了前世记忆，生命得以延续，去了结未完之事，去继续未尽之缘。所有生命都是在延续过去的生命，也都在孕育将来的生命。实际上，基尼亚尔是在以形象的方式来传达他一贯的观点：对生命之初的记忆一直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然而，惯于使用语言的我们无法认识它、表述它。这种记忆是与生俱来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称之为“形象的记忆”，它直接印在脑海里，“记录我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时间发生的全部事件；它不忽略任何细节；它保留着每个事实、每个姿态的时间和地点。它不考虑实用性和实际用途，只是出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而我们接触更多的则是“习得的记忆”，它是形象的记忆与重复性活动相结合的产物，只是“将形象的使用效果延伸到了当前之中”。我们习以为常的记忆是能够以文字形式保留的。可在文字记载的记忆之外，是更为宽广的鲜活生命，这促使基尼亚尔去重塑历史生命。《斯拉斯堡誓言》的签署双方是查理曼的两个孙子——日耳曼人路易（Louis le Germanique）和秃头查理，他们约定共同对抗长兄洛泰尔（Lothaire）。三兄弟分家后，各自统治一部分领土，如今的欧洲版图雏形已现。基尼亚尔说这份誓言是“欧洲的罗塞塔石碑”（la pierre deRosette trilingue
de l’Europe），因为它是用三种语言写就的：拉丁文、法文和德文。在法语语言史和文学史上，这份誓言都是绕不过去的重中之重。在誓言之前，法语只是一种方言，登不得大雅之堂。为了表示诚意，为了凝聚士气，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决定，这份誓言除了用拉丁文起草之外，还各有一份兄弟部队常用语言的版本，让每一位将领和士兵都能明白誓言的内容。二人还先后用对方的语言为兄弟部队的成员们诵读了誓言。自此，法语在台面上和拉丁语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较量。法语先是面临着词汇贫瘠的窘境，后在七星诗社的保卫与发扬之下大踏步地发展起来。虽然长久以来官方为普及法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教会对拉丁语的稳固力量始终压制着法语。直到上世纪，法语才在法国领土上完全而彻底地占据了话语权。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但基尼亚尔并没有从统治者的角度将其呈现于文学作品中，而是展现了另一种维度的历史。在与该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里，让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并非签署誓言、名声赫赫的王子，却是书写誓言、记录事件、几乎不为人知的王子，也就是哈尼的孪生哥哥尼哈。尼哈在修士们的陪伴下博览群书，做了秃头查理的史官，且文能谈判、武能杀敌。他的人生高光，是成为第一个用法语书写的人，并撰有著作《历史》。安吉尔伯特去世后，尼哈接替父亲成为圣-里基耶修道院的新任院长，后在与入侵者的交战中英勇就义。从这些人生节点来看，尼哈丝毫没有辱没王室成员的身份。可基尼亚尔在让这位原本鲜有人知的王子为人所知的时候，着重刻画或是虚构了尼哈与《誓言》毫无关联的部分，真真切切地将他看作一个“人”，而非一位“史官”。作为世俗眼中的成功人士，尼哈的内心不仅是柔软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哈尼自幼厌恶所处的生活环境，反感旁人指责自己，认为这些人的目光是严肃的、面孔是冰冷的。每当他想要逃离，都是尼哈掩护他，也只有尼哈懂得他的眼泪、关心他的去处，只字不言地保护他。与其说尼哈在保护哈尼，不如说他在保护自己最隐秘、最不被主流认可的思想情感。尼哈是身在闹市心在山野，“他像影子一样缠着兄弟，或说他的灵魂在嫉妒兄弟的奇遇”。所以，哈尼是带着尼哈的期许去进行那场寻找之旅，肩负着兄弟二人共同的愿望。对于爱上黑猫的卢修斯，尼哈非但不提醒他此乃禁忌，更是在卢修斯因此遭到指责和打击时给予安慰和支持。安吉尔伯特发现卢修斯在房间的墙上画了黑猫的画像，命人将其擦除，因为基督教士与黑猫接近是厄运的征兆。卢修斯与之理论无果，便寻求尼哈的帮助。尼哈擦去他的泪水，即刻去找父亲对峙，虽然也是无果，但让人看到，他在依照规矩行事的同时，对当时地位崇高的教会是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在尼哈看来，这只是一个人和一只猫的友好感情，不涉及任何清规戒律，而所谓的清规戒律有时却违背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纯真而朴素的情感。有人蓄意杀死了小猫，把它的尸体像耶稣受难那样钉在了卢修斯房间的门上，此时，伤心欲绝的卢修斯最先找来的倾诉对象便是尼哈。虽然尼哈接了父亲的职位，但无论是在任职前还是任职后，他与父亲的内心向往始终是全然不同的：“如果从宗教角度把尼哈和他后来成了圣人安吉尔伯特的父亲作比较，那么他本身并不似父亲虔诚，却是独特的。他爱着天空和上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像爱着天空一样地爱着上帝。”尼哈在遗嘱中说：“我的父亲安吉尔伯特待在了修道院，在十字架下。而我，我要待在门口，在天空下。”这种丧葬方式是古代法兰克人采用的，让死者“与星星直接接触”。
在基尼亚尔对尼哈的刻画中，《誓言》和正史的重要性与严肃性被二度消解：不仅《誓言》的签署者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尼哈的“史官”身份亦然如此。虽然尼哈是以此身份进入各类文献记载中的，但作者描写的是他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所拥有的感情，而《誓言》则更像是尼哈在人生中完成的一次水到渠成的例行书写。对于当事人而言，此事的重要性似乎抵不上他对哈尼这个游荡者的庇护、抵不上他对天空的执著、抵不上他在《历史》中对日食和月食的记载。历史的重现与新生不仅体现在尼哈的身上，也体现在基尼亚尔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中：除了陈述史实，作者还在史料的基础上描绘了查理曼鲜为人知的一面。查理曼带着大队人马路过比利牛斯山时，突然“看见一只褐色的小雨蛙，在石头间蹦来跳去，边跳边横穿路上的尘土”。他立刻叫喊起来，让马停下。可还是没有来得及，小青蛙被车轮压扁了。这位大帝竟然因此哭了，众公主见状纷纷上前安慰。可查理曼却一再强调“这只青蛙可不是随便什么青蛙”，因为他认为“也许在水塘和湖泊里有很多青蛙，可是这一只，我没能救它”。当晚，查理曼还去贝尔特那里看望青蛙，可实际上青蛙早已死去。名垂千古的查理大帝竟对一只见面即永别的青蛙如此用心、专一，不得不令人反思主流的历史书写究竟是否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历程。基尼亚尔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在所有的历史书写中都是尊重为大众所认可的历史的，没有擅自篡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且会经常直接写明自己是在谁撰写的哪部书中的第几页看到此事的。他所做的，其实是在挖掘被主流历史忽视的部分，再通过文学创作将其复活。而在这一部分的故事中，人物可以彻底抛弃历史性的定义和冠名，不在乎后世评价，只关注自身的当下，活得潇洒而自在。此书名为《眼泪》，也的确写了一些人物哭泣的场景：哈尼哭了，因为他远离了世间的冷血，因为要离开心爱的姑娘去战斗，因为临终时看见了那张找寻一生的面孔；卢修斯哭了，因为院长指责他不该养一只黑猫，因为小猫被残忍地谋害，因为他终于能够分辨出鸟儿们的歌声；查理曼哭了，因为车轮压死了一只青蛙；远古的人类哭了，因为在洞窟里画下自己的形象时被火熏了眼睛……然而，善于使用隐喻的基尼亚尔没有将“眼泪”的含义仅仅停留在“某人哭了”的层面上，而是通过一位传奇人物和一幅传奇画作，将现世之泪与鸿蒙之初瞬时连接在一起，去探寻文明生命。这位人物名叫萨尔（Sar），是法国北部索姆湾（la baie de Somme）的女萨满。她除了能预知未来，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双和新生儿的眼睛一样蓝澄澄的眸子，清澈而无邪。基尼亚尔写道：“在法兰克人中，只有女人天生拥有两种目光，他们说，因为只有女人既是男人的源头也是女人的源头，也就是既是孩子的源头也是老人的源头，也就是既是幻影的源头也是幽灵的源头。”据此来看，萨尔及其双眼本身就意味着生命之源。她预知到三年后索姆将遭到北方入侵者的进攻，提醒人们早做防范，可无人理会。当灾难终于降临时，入侵者挖去了萨尔的眼睛，于是她的眼珠“流淌不止。这便诞生了索姆河，它从此将波浪源源不断地推向北海，一直北上到伦敦港口”。萨尔的眼泪变成了广义上的水，能够孕育生命的水，她是整部作品中生命源头的代表人物，而哈尼在临终时看到的那张脸也正是她的脸。对于相关画作的来由，基尼亚尔讲了一则奇闻：名叫雨格（Hugues）的教堂敲钟人在喝花酒时被妻子和同僚捉了现行，于是拔腿就跑，因跑得太过匆忙，将影子留在了墙上。一位宫廷画师无意中发现了这面黑色的影子，于是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一幅画。在画中，影子没有遭受分毫改动，它成了源头之水。森林女神因逃避追捕躲到此处，在水边哭泣，她的眼泪汇入了这汪水。作者说，“一切都汇进这汪水，它流向自己的诞生地”，而这诞生地被他称为“源头的阴暗之湖”。如此看来，这片阴暗之水比萨尔之泪还要久远。眼泪汇入源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首先探讨一下两者的颜色及其相互关系。眼泪是蓝色的，源头是阴暗的，也就是黑色。这两种颜色在基尼亚尔的文学世界里都是生命的颜色。蓝色是大海、是河流，它孕育生命，自无须多言。而此处的黑色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能够吸收所有光线的颜色。有颜色的前提条件是有光的存在、有被看的客体以及能够去看的主体。作者认为，“黑色在经验中是初始的”，是一切色彩的发端，它在本质上先于光亮而存在。在东西方的创世神话中，“睁眼看世界”都是人类祖先破除混沌、开启文明之旅的重要举动，这不仅意味着光进入人的世界，更意味着人开始去观察、去认知、产生智识。基尼亚尔的黑色是用以形容尚无光亮、人类尚未开化的世界的。这样的世界，自然比蓝色的眼泪更为古老，蓝色之水也并非生命的绝对源头。眼泪是双向流动的：它可以是后世的神圣源头，诞生出河流；也可以作为现世的化身，逆流回到自身的源头。而在眼泪汇入源头的过程里，作为生命颜色之一的蓝色变成了黑色，或者说是，可见的蓝色复归于不可见的黑色。与此同时，当下退行到了从前。然而，不是所有眼泪都能通往源头。基尼亚尔说，“在人们脸上流淌的神秘之水，似乎有时会与那片水相聚，也许，在每个生命的心里，那水都只是在干涸。我认识很多人，在他们心里，这水已经蒸发了”。为何源头之水深藏于每个人的内心，又为何它“只是在干涸”甚至“已经蒸发”？在基尼亚尔的文字中，最能使源头之水蒸发的，便是人类的开化；而人类开化的重要标志，则是语言的诞生。作者在描写《誓言》签署当天的场景时写道：“于是，842年2月14日星期五，临近正午时，在寒冷中，一种奇怪的薄雾从他们的嘴唇上升起。人们称之为法语。”因呼气而产生薄雾，本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可在人类说话的过程中，这团原本漂浮不定的水汽被固封了，被固封在不可一世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它不仅被赋予功能和意义，而且它的出现与消失都必须遵守规则。在人类这里，呼气出的薄雾不再自由与自然，而是一种意志与人为的产物。尼哈是法语的接生婆，强有力地助推了法兰西文明的生命进程。可在探寻源头的道路上，基尼亚尔显然没有止步于此，他通过哈尼的形象去追溯大写生命的源头。源头之水既是不可见的，也是无言的，语言对它的存在来说只是一个彻底的无用之物。它孕育了每一条生命，却在语言的日趋成熟中被逐渐固封，直至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直至我们自己也时常忘记它的存在，也只有冲破语言藩篱的眼泪才能和源头相汇，回到鸿蒙之初。原标题为《致生命——读基尼亚尔的〈眼泪〉》刊于《上海文化》2022年5月号
《眼泪》
（法）帕斯卡·基尼亚尔 著
王明睿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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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游荡的影子》《罗马阳台》作者、法国文坛备受推崇的当代大作帕斯卡·基尼亚尔力作，荣获2017年安德烈·纪德文学奖。在这部形式新颖独特的小说中，基尼亚尔不仅讲述了法语语言的发端，更是回溯了一个文明的起源。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各类叙事、传奇和逸事，让读者和他一道进行了一次令人眩晕的逆流之行，追溯到法语的诞生地，甚至追溯到没有语言的世界，让人沉浸在一场壮美的梦境里。